河北招标
比如说学术造假的不道德行为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，对于行为者来说：是因抄袭而受到的良心谴责重要呢，还是这样做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职称、利益、荣誉，等等更重要呢？这样的问题是因人而异的，对于有道德操守的人来说，对自己问心无愧可能是比任何外在的荣誉和利益更重要的东西，而对于视道德规范如儿戏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更重要。
因此，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关键词仍然是应对风险和推进改革。当然这也意味着跨境套息交易愈发无利可图，一部分热钱会陆续撤出中国市场。
另外一方面通过大幅降准对冲美联储加息，加大货币乘数将是必要选择。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等带来海外资金流入等，大约1500亿。按照目前社会融资规模的同差变化来看，基建投资有望在2016年小幅反弹。再如要素价格改革，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都可以是快改革，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，有效降低宏观税负，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跟上则可能是更慢的变量。综合起来看，我们认为2016年来自资源国的风险需要特别警惕，有较大的概率会爆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，这可能不再是尾部风险。
保险以及社保资金入市也将持续推进，预计规模在6000亿左右。预计2016年市场资金净流入规模约1万亿。或者说，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。
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政府，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;而感到愤怒的民众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。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，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，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。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房地产 。
应当指出的是，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。应当指出的是，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，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。
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，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。在GDP主义的指导下，房地产成为生产(建设)性投资，而非社会性投资，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。原因再也很简单，无论是发展商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动力来扭曲政策，从政策寻租。
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,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，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。中国房地产成为资本的游戏物 正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。多年来，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，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，必出手相救。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?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。
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这些年来，面对社会的不满，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，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，但远不能解决问题。
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，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。长期以来，政府搞寡头式垄断，限制土地的供应量，同时，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。
这样，无论哪个角色，政府、发展商还是投资者，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。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%以上，许多地区60%到70%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。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，住房政策，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。GDP主义盛行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。很多年里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、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，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。因此，有关当局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
海内外，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。那么，在供求关系之外，还出了什么问题呢? 供求律以外的因素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。
的确，就土地而言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更重要的是，抑制房价政策结果刚好是政策初衷的反面，就是说，每出台一个控制房价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，就把房价推到一个新高点，从而又一次为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，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，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。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。
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。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，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。到今天，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，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，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。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。
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。纵观世界各国，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，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。
进而，如上面所说，房地产也绑架着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，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。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，其GDP功能(对经济增长的贡献)被凸现出来，而其社会功能(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)就被忽视
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，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，改善供给品质，创造新供给、培育新需求。财政收入增速放缓，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。
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，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。需求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。与此同时，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。通过摆脱要素驱动，改变过去一个时期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、高强度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，转向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，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更健康、更高效、更可持续的增长。
三是增强体制活力，通过化解过剩产能，加大资产重组力度，促进要素有序合理流动，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。比如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，都实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扩大内需政策，这在当时传统产能的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。
总之，要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进展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发展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深远：一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。
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多样化、高端化、服务化需求转换，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，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，再简单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，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趋于减弱，还会使现有矛盾和问题后延，使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。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，而是结构性的，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、结构性、体制性矛盾，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，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。
